一本工商管理课本里，这样定义中国的家族企业：商人们一般都要把自己所经营的商号传给自己的子女、亲属。子女、亲属们在得到祖传产业后要分家析产，但又不愿意歇业，于是便共同继承、共同经营先辈所经营的商业企业，共享盈利，共负亏损，从而形成了所谓的家庭营业集团或家族企业。
这类企业演变至今，在中国企业中已经占到了相当比例：目前中国的民营企业中，70%以上是以家族式企业的形式存在；同时，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家族企业研究所所长陈凌在对浙江8个县市企业调研时发现，312家企业中，2/3以上都是家族企业。“这些企业今后的发展，相当程度上关系到浙江民营经济的未来。”城市学院商学院常务副院长王陆庄说。
11月7日-10日，在杭州和慈溪两地召开了第三届创业与家族企业国际研讨会，虽然会议并不是第一次召开，往届的会议也均以理论研讨为主，但今年却引起了不同于往年的关注。“家族企业的传承问题从未像今年这样突出地表现出来，很多家族企业的企业主迫切想得到企业如何传承的对策。”担任大会主持的王陆庄对此非常有感触。
据浙商研究会的调查结果显示，基于企业家生命周期理论，未来10至20年将是中国民间财富从第一代创业者转向第二代继任者的高峰期，有80%的浙商家族企业目前面临交接危机。方太集团主席茅理翔更是进一步断言：“在未来5至10年，将有一部分家族企业在交接班中消亡……”。
浙商首次遇到传承问题
据了解，目前浙江许多民营企业大多起源于改革开放后，30多年来，一个个小作坊变成了今天资产上千万甚至上亿的企业，而企业的第一代创业者也开始步入老年，企业的传承问题第一次摆在了这些创业成功人士的面前。
“温州银监分局最近发布的数据显示，光温州一地的民间资本约为1500亿元人民币，这‘1000多亿元的民间社会资本、100亿元左右的银行间歇资金和14.4亿美元的个人外币储蓄’将要在代际间转移是前所未有的。”陈凌教授直接摆出了数据。
除了研究学者，企业主本身也急切地要把问题亮出来，“企业经营重要，接班也很重要。”茅理翔的话道出了众多企业家的心声。一对参加今年研讨会的企业家夫妇就给王陆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在当地算得上是拉链大王，企业办得有声有色。不过这次一来就拉着我问有没有好的企业传承对策，尤其是对接班人的教育上。他们打了个比方，以前自己创业用的是两个手指打算盘，孩子从国外回来用的是十个手指打电脑，两代人的思想、处事差距比较大。对孩子接班，一来希望他有进取心，同时又怕他太急进，所以非常关注其他家族企业成功传承的案例。”
企业主：传财产还是传企业
对绝大多数资产上千万的企业主来说，把自己拥有的财产传下去并不是问题，关键问题是接班人如何把企业承接下去，继续发展。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管理继承还是财富继承。
在一次女企业家研究会上，关于家族继承的问题，有人就表示：子女能干的，就让他们当董事长兼总经理，差一点的就做董事，实在不行的就当股东。不难看出，在这些人内心深处，企业是自己辛苦打下的“江山”，他们都希望把自己的企业传下去，而且最理想的接班对象是自己的子女。
“我们曾做过小范围的样本调查，差不多79%的企业主意愿是‘子承父业’。这也是中国文化的产物，在华人社会里，家庭才是社会的单元，传统的‘子承父业’观念是根深蒂固。对绝大多数企业上规模的企业主来说，很少愿意主动关闭企业去安度晚年的，除非是自己孩子不愿意接或者实在没能力接的。”王陆庄分析说。
中小型家族企业传承面临断层
资产多的企业很多要传，而对浙商中一部分中小型家族企业来说，却面临传承的断层。据了解，企业主本身就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愿意子女接班，而更多地希望他们去考公务员等。
根据调查，嘉兴市秀洲区王江泾镇的民营企业家，大部分年龄介于40-50岁之间，文化水平一般不高，但非常注重子女的教育问题。大部分民营企业家有1-2个子女，年龄一般处于15-25岁之间，18岁以上的子女大部分都接受了高等教育。可是90%的企业主不乐意子女回家继承生意。
“绝大多数的人还是觉得自己创业太辛苦，不想孩子走老路；另外，就他们现在的经济状况，完全有能力在上海、杭州等地为子女买房、买车，不需要孩子再辛苦赚钱，相反希望孩子做简单平淡的人，每月按时领取固定工资。”专门做过针对性研究的侯作前说，“例如，其父为温岭印刷业企业主的汤元宋，2004年考取北京大学中国哲学专业研究生，在北京蜂鸣社区住着父亲为其购买的住房，对自己未来的前程到底是继续读博、出国深造还是到外企锻炼，还犹豫不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不会回去子承父业。他的想法也得到其父亲的支持。”
接班人：接还是不接
而就家族企业承接的另一方而言，尽管父辈们对孩子接班的期望颇大，但对身为接班人的“富二代”来说，接还是不接不光牵涉到个人意愿问题，还有能力问题。
“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接手家里的企业。”一位家里企业资产上千万，却不怎么有意愿接手的“二代”告诉记者，“我身边也有几个想法和我一样的同学、同伴，不是对家里企业从事的行业不感兴趣，就是对经营企业的兴趣不大，有的人想去搞搞音乐什么的，也有人想开和自己家不同的公司。”
有不愿意接的，还有没能力接的。在一项对企业主做的财富继承调查中，结果显示70%的人认为接班人第一标准应该是能力，而剩下30%的人认为，应该是道德＋能力。
一位从事制造业的企业家就直言不讳地说：“现在绝大多数‘二代’都还没有接班的能力。”他的理由是：“很多‘二代’都才二十出头，要么还在念书，要么刚走上社会，缺乏历练和磨炼，根本不能立刻胜任一把手的工作。就像26岁的杨惠妍得到了首富的头衔，但也仅因为她拥有家里企业的股份，刚刚毕业的她对自己家族的生意可能还不了解。就连顺利成功交接的方太集团，茅理翔也是花了至少9年的时间才慢慢让儿子茅忠群接手。”
接班人教育成首要任务
为了企业的延续，培育接班人也成了企业家们发展企业的重要任务之一，许多人算得上煞费苦心。据了解，传统的那种从小跟着父母干，锻炼个二三十年再接班的做法，现在几乎已经绝迹。80%的家庭认为必须送孩子念大学。“从小接受正规、完整的教育，至少要大学毕业，时间允许可以到国外去读读书、见见市面，再回来接手。”这是许多浙商给自己孩子规划的教育蓝图。
“接受大学教育还是必要的，虽然现在越来越多家长把孩子送到海外去读书，但还是有不少浙商把孩子留在国内念大学。”一位从事机械制造的企业主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从很多人的经验看，送孩子到海外去读书能学成回来固然好，但也有很多人的孩子在国外无心学习，毁了的例子。另外，过早送过去的孩子经过国外的教育，回来的价值观会和家长有非常大的差距，容易引起两代人的冲突。再从实际一点的角度讲，国外学的MBA都是教他们怎么管理几十亿的跨国大公司，至于要回来应用到我们这些几千万、一亿的企业管理上，并不太适用。”
继承人需要时间磨炼
在很多浙商眼中，大学是基础教育，孩子要逐步坐上接班人的位子，还需要一步步的培养。
根据浙大城市学院家族企业研究中心的研究结果显示，绝大多数的继承人都不能坐享其成，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炼。很多家族企业的领导者会选择让自己的继承人从公司的相对底层做起，一般会安排部门主管或者副手的位子；也有人为了培养继承人的创业能力，会给一笔钱，让孩子先到外面创业，成功了，再把孩子叫回来，小公司也收归到集团旗下；还有人会鼓励孩子靠自己能力去应聘，到其他大的企业任职，积累一些经验再回来。
“目前，有关家族企业的传承问题逐渐引起了关注，可是具体怎么传接，整个中国的家族企业都还在摸索阶段，有的成功了，也有失败的。”王陆庄在对家族企业传承的案例总结研究后说。
带三年帮三年看三年
方太集团的创始人茅理翔和儿子茅忠群的权力交接是业内比较成功的一个案例。茅理翔的接班理论就是“带三年、帮三年、看三年”。
1985年，干过10年会计、10年推销的茅理翔从镇政府承包来6台旧的冲床，成了“慈溪无线电
九厂”厂长，第二年开发出了中国第一支电子打火枪。生产第一年，获利20万元。茅理翔的电子打火枪火了两三年，各地企业纷纷效仿，到1993年，每支点火枪从原来的1.2美元跌到0.35美元。眼看辛苦创下的家业面临危机，情急之下，茅理翔召回正准备去美国读博士的儿子茅忠群，共谋突破之道。
“早在交班前的七八年，就已经开始对儿子进行培训和教育，使其尽早独当一面。”茅理翔说。1995年，在父亲的飞翔集团任了一年副总经理后，26岁的茅忠群把新的业务核心确定为厨具，还提出三个要求：一是不在原来的厂里干；二是基本不带老员工，除非是看重的人；三是重大决策由自己说了算。茅理翔同意了儿子的要求，现在茅忠群领导下的方太已经进入了新的发展期。
从底层做起
刘正昌是印尼哥伦比亚集团的总裁，他的企业从祖父开始传到他手上经历了百年，现在他正在为儿子接班而做准备。
现在的哥伦比亚集团是印尼最大的自营连锁零售、电器制造与电视购物企业之一，有两万多员工和700多家连锁店。他笑称就像是中国的“苏宁”。
他告诉记者，今年他的儿子33岁，之前在美国念书，学成后又去了日本留学半年，现在回来了在公司营销部门做主管。“送去日本学习的原因是，现在市场上的绝大多数家电品牌由日本掌控，同时从我这辈开始公司进口日本名牌电器，所以必须了解当地市场、企业运作。另外，也是让他多接触不同国家的文化，办一个成功的国家化企业，就是要把不同的文化融合。现在他做好准备了，就先从小的部门做起，到了能把一个部门管理好了，再逐步管理整个企业。”
子女数量考验传承质量
在有关家族企业的传承问题上，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难倒了许多企业家——子女的数量会引出不同的传承方式。
“现在家族企业在传承的时候，会遇到独生子女和多个子女不同的传承问题。”王陆庄说，“独生子女当然相对好办，但也导致了可接班的人数大大减少，在传承人选上的选择余地就相当小。而遇到有多个子女的时候，怎么个传法又成了问题。中国的传统做法是平分，可能儿子多一些、女儿少一些，但‘分’是大趋势。这容易导致把企业资本分薄，往往是一个大公司被分成了几个小公司各自发展，这并不利于企业的发展。”
“和新兴国家一样，中国缺乏财富传统，还没有一个像‘肯尼迪家族’那样的家族式榜样。”陈凌说。不过，在研究者眼中，日本的传承方式倒是成就长寿家族企业的秘诀。王陆庄举了个例子：“他们是所谓的‘皇帝传’，就是无论有多少个子女，公司都只会传给一个有能力的，其他都只是股东或者做其他职位，这就能确保一个公司的资产规模。在商海里，大船毕竟不容易翻。所以现在日本才会有3000多家历史200年以上的长寿企业，是全世界最多的。”
